在中国城商行的上市版图中，东莞银行的IPO长跑堪称一部充满荒诞色彩的金融寓言。自2008年启动上市程序以来，这家扎根于“世界工厂”的城商行已四度更新招股书，却始终徘徊在长期资金市场的门槛之外。

  截至2024年12月30日最新披露，其总资产规模突破6451亿元，存贷款规模稳居东莞地区第二位，但靓丽数据背后，一场关于财务粉饰、风险隐匿与治理失效的多重危机正在发酵。

  在最新招股书中，报告期内东莞银行不良贷款率稳定在0.93%-1.04%区间，这一数字看似优于城商行中等水准，实则暗藏“技术处理”的玄机。

  2021-2024年上半年，其不良贷款余额从25.94亿元攀升至36.35亿元，年均增速达12.1%，但同期不良率仅微升8个基点。这种“分子分母同步膨胀”的游戏，本质是通过加速贷款规模扩张稀释风险指标。

  据历年财报显示，东莞银行2023年贷款总额突破3209亿元，较2021年增长21.6%，远超东莞GDP增速。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不良资产处置策略，2016-2018年间，该行以平均1.95折的骨折价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较同期行业6.15折的均价缩水近70%。例如2016年向广西武宣县金匀置业转让的4323万元债权，最终成交价仅352万元(0.81折)，近乎无偿剥离风险资产。

  今年3月，东莞银行与岭南股份的2.7亿元逾期贷款纠纷也饱受市场诟病。东莞银行与岭南股份的合作，始于2022年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东莞银行向岭南提供了1.9亿元贷款，贷款期限从2022年6月10日至2024年6月9日。

  而双方又在2022年6月13日为上述贷款签订了《循环额度贷款合同》，东莞银行向岭南股份提供了2亿元的贷款额度，贷款额度有效期从2022年6月8日至2023年6月7日。

  对于这笔贷款，东莞银行分三次向岭南股份发放贷款1.7亿元，其中：2023年2月16日、2月17日分别发放贷款5000万元、2000万元；2023年5月26日发放贷款1亿元，三笔贷款期限均为一年。

  上述贷款涉及的5000万元和2000万元到期后，岭南股份就这两笔的欠款余额4490万元和1990万元向银行申请展期8个月。

  从最新更新的招股说明书来看，虽然通过展期和重组等方式，该笔贷款至今仍未关注类贷款，但实际逾期时间已远超12个月，而这样的形式无论在减少计提拨备方面亦或是计息方面都使得东莞银行的财务数据更加扑朔迷离。

  这种饮鸩止渴的操作虽短期美化报表，却导致2024上半年拨备覆盖率较2021年下降37.47个百分点至222.01%，风险缓冲垫持续变薄。

  信用卡业务的风险敞口更暴露管理失控，截至2023年末，该业务不良率飙升至5.48%，较个人贷款整体不良率高出4.3倍。考虑到信用卡应收账款仅占贷款总额的3.2%，其风险贡献度却超过15%，这种局部风险“溃堤效应”恐引发连锁反应。

  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监管新规下，东莞银行的“腾挪术”堪称教科书级别。根据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该政策根据银行类型设定了差异化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根据文件规定，城商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2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17.5%。

  但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地方监管部门结合区域风险和市场情况，对本地城商行提出了更严格的“双19.5%”要求，即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合计占比不超过19.5%。

  财报显示，东莞银行2023年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比7.97%，个人住房按揭占比14.68%，但深挖贷款分类发现，第一大借款人怡昌实业虽被划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则通过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质押股权获取贷款。

  据天眼查信息数据显示，怡昌实业的营业范围包括实业投资和鞋材销售，其注册资本为1亿元，但实缴资本仅为120万元。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怡昌实业拥有三家下属公司：实缴资本最高的是东莞市怡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东莞市基富易城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怡昌实业持股40%，所属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东莞市鸿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怡昌实业持股40%，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及相关公开报道表明，2019年2月，怡昌实业以1.13亿元竞得位于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块商业用地(2019WG003地块)，面积为6670平方米。另外，根据当地政府和新闻媒体报道，2022年4月，在厚街镇举行的第二季度投资项目签约暨集中动工仪式上，“怡昌电子信息产业项目”被列入名单，该项目占地面积约210亩，性质为工业用地，总投资额为18亿元。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东莞银行通过2023年定向增发21.35亿元、发行二级资本债20亿元，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8.12%提升至9.58%，暂时跨越监管红线。

  但这种“外源性输血”难掩内生造血功能衰竭，财报显示，2023年东莞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达14%，而净利润增速仅6.06%，资本消耗速度是内生积累能力的2.3倍。更危险的是，其2024年6月末杠杆率仅5.9%，较监督管理要求(4%)的缓冲空间不足70基点，稍遇资产质量波动即可能触发资本警报。

  作为高度依赖本土经济的城商行，东莞银行的命运与当地制造业深度捆绑。截至2023年末，其65.23%的贷款投向东莞地区，其中，截止到2024年上半年，制造业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贷款占比合计近55%。

  据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23年末东莞银行向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五大行业发放公司贷款合计分别为1,785.13亿元，占其公司贷款的81.70%。

  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集中度，在东莞外贸依存度高达140%的背景下，无异于将自身暴露于全球产业链波动的枪口之下。

  2024年1-6月，东莞出口增速同比下滑7.2%，同期该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飙升至49.49%、次级贷款迁徙率160.22%、可疑类贷款迁徙率185.07%，显示区域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正加速向资产质量传导。

  2020-2023年间，该行董事长、行长更迭三次，战略方向在“零售转型”“科技金融”“产融结合”间经常性更换，资源错配造成的隐性损失难以估量。更荒诞的是，第四大股东鸿发投资集团因多次被强制执行，其自身风险已波及银行信贷安全，这种“股东变雷区”的悖论凸显公司治理的失效。

  东莞银行的IPO困局本质是一场“虚假繁荣”的清算，在监管层收紧银行上市审核的当下，其上市成败已非单纯的市场选择，而是成为中国银行业供给侧改革的试金石。

  若要打破16年魔咒，东莞银行需要的是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救，而这场自救运动的代价注定惨烈。